上海动迁安置房律师

        【继承顺序】“大兴灭门案”后的财产继承问题

    2009年11月23日21点，跟朋友在丰台吃完饭的李磊，回到了自己在西红门开的饭店里，玩牌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小嗜好。其间，他接到了妻子王美玲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催他回家。没玩多久，李磊离开，开车回到他家所在的北京丰台区黄村清澄名苑小区，一向极少喝酒的他，喝了几口酒，然后上楼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，一家六口，全部命丧在李磊刀下。

    最近，这个残忍至极的故事又以另外的面目回到公众面前。2011年4月11日，李磊岳父母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，将李磊的奶奶和姥姥告上法庭，要求对被害女儿王美玲和两个外孙名下的遗产进行析产，并请求法院调查李磊的家庭财产情况。

    做个居民不容易

    马永德老两口从黄村的出租房搬出去了，原因是“城里人太多，住在‘鸽子笼’里实在不舒服”。乡村生活留下来的习惯，他每天早晨3点就睡不着了，“可是也不能出门啊，就到客厅里看电视，看到9点城里人都上班去了我再出门，人还能少点儿”。更不习惯的还有城里人的消费方式。“那天做饭，老伴说怎么燃气灶打不着火了，捣鼓了半天才弄明白，原来燃气表上的数字已经变成零了啊。”马永德说起这些哭笑不得，“做个饭也得插卡，用个电也得插卡，什么都得受人管。”

    他去距离天宫院不远的中堡村租了个农家小院，他说：“早晨起来，一出门就能看到一大片菜地，心里就舒坦。”像他这样，从租住的楼房里搬到中堡的，少说也有二三十家，为了方便管理，村里还专门给每个出租户都编了门牌号。另外一个回到中堡租房的村民杨振光，则是心疼钱。“城里人住楼房，睁开眼就得花钱，起床第一件事就得上厕所啊，上厕所就得冲水。”他跟我们掰着指头算账，“城里房租呼呼地涨，一个两居室，月租金从前年的1000块钱涨到了去年的1500块，今年又涨成1900块了，哪有我这两间房舒服啊，一个月才300块。”

    2010年，村里又发生了三起车祸伤亡事故，不过，相比刚拆迁的那半年这应该算正常水平。财富支配的关键词变成了赌博和官司。村民中间流传最广的赌博故事听起来有些夸张，张家儿子刚买的宝马，当晚就输掉了，第二天又赢了回来，可再后来，宝马车连同家里拆迁的140万元补偿款，输了个精光，现在不得不过起了外出打工的生活。当年因为拆迁引发的100多起财产纠纷，大多在去年有了初步结果，几乎没有翻盘的。老百姓开始认识到打官司的麻烦，大多就此不了了之，不再上诉，赚了钱的只有律师。

    “表面上的平静，只是暂时的。”前任村主任马永德这样形容天宫院过去的一年。2009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，他正在参加大兴区政协会议，曾提到有意要提一个有关拆迁农民如何理财的议案。后来，这议案果真也提了，区政协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下去搞调研，不过，最终半途而废，甚至连一个调研报告都没有形成。马永德更坚定了他自己得出来的结论：“老百姓得着钱，基本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。”

    接受采访的四五个天宫院村民，回忆起过去一年中，拿拆迁款去做生意的例子，基本都是摇摇头，没有。只有极个别的人，拿了钱去投资，选择的依旧是农民最擅长的领域――建房子，而且是去周围即将也要拆迁的村庄建房子。“看到天宫院拆成这样，就想着肯定也能再赚一把补偿款啊!”一位村民告诉我们。结果，事与愿违，最后全赌输了，刚建好的房子就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，白忙活了。

    镇上为了完成帮助拆迁农民就业的任务指标，让青壮年们去人才市场填了表格，甚至还搞过几次技术培训，但几乎没人参加。一位40岁出头的村民对此很不屑：“小学文化培训几天管什么用，就算进工厂上班，一天干12个小时，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，种地习惯了自由的人，怎么肯吃这个苦。”

    拆迁带来的身份转换，似乎能体现的只有去年底开通的地铁了。马永德自己有车，但他这几天都是坐地铁去301医院照顾住院的老父亲。“我们那点开车的技术，去城里应付不了。”今年春节的时候，村主任马长海带着老伴，从天宫院去城北的天通苑走亲戚，转1号线再转5号线，他说“以前走这个亲戚，路上得走半天，现在1个多小时就够了”。虽然中间换乘的时候，老两口转悠着出了站，又重新进站，多花了4块钱，但他很快就熟悉了怎么坐地铁。

    不过，已经转成城市居民的马永德，很快又遇到了新的困惑。我们与马永德再次见面的当天，正巧他刚跟老父亲去市里边301医院看病回来。“别提农转非了，城市户口还不如农民呢。”一坐下他就开始倒开了苦水，原来，医院告诉他，老爷子看病没法报销，因为他们“农转非”之后所享受的医疗保险，只针对大兴区的3家定点医院，反倒是如果沿用以前的新农村合作医疗，不受区域限制。“都是城里人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!”马永德说起这些就来气，“那我也住干部病房，400块钱一天怎么了，又不是没钱。”稍稍平复一下情绪之后，他倒是又发出了真实的感慨：“等这些拆迁的钱花完了，老百姓如果还不能自己谋生，迟早还会找政府要钱，到时候才是整个社会的负担。”

    财富的争取与再分配

    财富支配暂时平静下来，但对财富的争取却没有停止。以去年初的换届为起点，这也算过去一年中天宫院最大的变故。先是村支委选举，前任村支书在一片抱怨声中落选，理由是“太听镇里的话，贱卖了村里的公产”，新选出来的书记被认为是“可以带领大伙向上要钱的人”。今年3月份，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，每人领了5000元，16～60岁的每人9000元。名义上是劳益分配，实际上就是村里卖地的钱，完成“农转非”等安置后所剩余的部分，“存在镇上长的利息，按照年息7%算”。

    剩下的钱不仅没分，就连每年的利息钱还得三番五次去镇上要才能要下来，当年打着“分光、分净、摆平天宫院”口号上台的村主任马长海，即便有些不服气，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像上次采访时跟我们说的那样“准备退出历史舞台”。支委选举后紧接着就应该是村委选举，马长海自己用新买的电脑写了一份材料，取名《天宫院藏龙卧虎大有人在》，洋洋洒洒8页纸，大意还是“只有我能带领大家继续向上要钱”。他打印了800份，准备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造势。

    还是在以前租住的旧房子里，马长海再次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起村庄的政治斗争。他首先给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发了几十份材料，他说：“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会把材料交到上面，镇上就会对我更加重视了。”结果，出乎意料，上面很快下了通知，村委选举取消，理由是“拆迁村村民居住分散，选举不便操作”。就这样，马长海几乎没有费力，连任村主任，他指着阳台上被灰尘覆盖的一个纸箱向我们感慨：“可惜了那些材料啦。”

    马长海所说的“继续要钱”，还包括天宫院村民的“农转非”，这是当年天宫院所有土地卖出后，换回的最大收获。按照村里最后执行的政策：男子60岁以上、女子50岁以上的“超转”人口，每个月可获得1230元的退休金;16岁至50岁(女)或60岁(男)的中间人口，可一次性获得每人6.5万元的转非资金，用于缴纳退休之前的社会保险;16岁以下的小孩，则可获得每人5万元的教育补偿费。

    马长海对于这样的标准倒是很满足，他和老伴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每月各有1000多元的收入，每到年底还有5000元的劳益分配(即利息钱)，算下来，老两口的年收入将近4万元。但是，这样的分配，又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不满。

    原来，早在天宫院被征地之前，村里就有一部分人自行完成了“农转非”。比如，老教师王治邦的老伴，早在1997年就因为丈夫评上了高级职称，而转成了城市户口。虽然1998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，她还分得了1.77亩地，但在这次“农转非”过程中，却属于一无所获的“三不管”人员。“那时候能转城市户口，村里人不知道有多羡慕，虽然也是种了一辈子地，可现在也只能按照原有的城市户口，每个月只领200块钱的低保金。”王治邦说起这些，自然不免感慨城市与农村的角色倒换，“到头来，城里人的待遇反而不如农民了”。

    另一部分，2000年之后迁入天宫院的新村民，比如倒插门的女婿，也在“农转非”中被抛弃。这两部分加起来几十户人家，虽然人单力薄，但马长海的材料里还是做了积极争取。

    消失的天宫院还在等待中。站在天宫院地铁口往北看，不远处拥挤着十几栋水泥楼房，都是18层高，那就是天宫院村民的回迁